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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6月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“浮世清音——晚明江南艺术与文明”展，有一组来自上海博物馆的明代木质文房器物，大多用紫檀、黄花梨等珍稀木材制造，或素工、或镶嵌，物力蕴藉，匠作质良，反映出晚明江南细木器工艺的开展相貌。
朱守城墓出土木质文房用具十五件，紫檀笔筒一、黄花梨砚匣二、紫檀嵌大理石笔屏一、嵌玉压尺二、紫檀圆盒一、紫檀嵌螺钿圆盒二、紫檀嵌银丝螭纹扁瓶一、昭来堂铭圆盒一、紫檀嵌螺钿砚具一、紫檀梳妆匣一、紫檀螭纹剑柄一，还有一件朱缨款竹制香薰，因其盖与座皆用紫檀木，所以同时归入研讨。尽管上海区域还有顾叙墓、顾东川墓出土过紫檀镜盒等文房器物，但朱氏文房器物数量之多，质量之精，罕有其匹，至今未有望其项背者。
遇见这批文物有三次，分别是2018年浙江博物馆“长物为伴——宋明文人之高雅日子”展，2020年上海博物馆“春风千里——江南文明艺术展”和本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的展览。这次看到了前两回未展出的几件，了却惋惜，欣可是返。
屏风有巨细标准之别，用处纷歧。桌上小屏亦称砚屏，置砚台前挡风以防墨汁干枯，也可认为灯烛避风。笔屏兼具笔插与砚屏的功用，笔插是一种竖向的置笔用具，后来被笔筒替代。朱守城墓出土文物中有笔插也有笔筒，佐证明代中晚期是这两种置笔用具的替换时期。
笔屏规划颇具巧思，以书房窗前为情境。屏风前放置一张束腰式直腿内翻马蹄书桌，是实在书桌的微缩版。大理石白质黑文，纹路似书房外的山峦，明代胡应麟喜欢大理石屏，有诗咏之：
想象当年主人伏案窗前，笔屏放置桌上，“窗前书桌”以不同情境和标准两次呈现，一大一小，一实一虚，现象有了重复推动延伸的或许。不由让人想起克里斯托弗·诺兰导演的电影《盗梦空间》，身在何处？心又能多远？
《长物志》论大理石好坏：“白若玉，黑若墨为贵。白微带青，黑微带灰者，皆下品”。屏心镶嵌的大理石应属上品，老坑水墨底，山形斑纹明晰洁净，选料甚佳。
高濂在《遵生八笺》中谈自家书房用笔屏：“余斋一屏如之，制此似无弃物。有大理旧石，俨状山高月小者，东山月上者，万山春霭者，皆余目见，初非扭捏，俱方不盈尺，天然生成奇物，宝为此具，作毛中书屏翰，似亦得所。”朱守城笔屏所镶石芯宛如大写意山水，诸峰拱聚眼底，峦色峰势，阴森竞出。
杭州与香港只展出正面，但上海展出时可见石屏的反面;2020年摄于上海博物馆
笔屏用紫檀木制成，一说底座为鸡翅木，也有人写文章反对此说。现场重复调查，似有鸡翅纹，但未上手前不能确认。
边框做指甲圆线脚，迎面打洼。上方转角表里皆做圆角。屏下设壸门券口，沿边起阳线。站牙为宝瓶式，线条洁净利落。
笔屏正面设束腰马蹄长方形桌一张，小器高文，做法与大书桌同，一丝不苟。桌面起宽拦水线，冰盘上舒下敛，下缘与束腰连为一体。牙板素直，与腿足交圈，弧度大，气味舒展丰满，这是明代家具的造法，入清之后同类型家具的处理则短促与草率许多。马蹄兜转也不急，缓缓而进。
整木旋制，上下直径有别，上大下小，素面。口沿打洼。外缘起宽皮条线，宽约一厘米。皮条线向下减地，为素身笔筒留下一周微凸的宽边，犹如玉带一般。
底镶三足圆座，圆座上缘沿边起细棱，尖锐纤细，与笔筒的宽边上下照应，相应成趣。底座腹部微鼓，弧度不能太滑润，曲度上下要有节奏改变。与明代扁鼓式柱础相同，形似压扁的面饼，要表现出它“受力”的状况，这也是中国艺术中活力生动的详细表达。
口沿打洼。明代文房器常在不经意处下功夫，低沉、宛转;2018年摄于浙江博物馆
高9厘米，长26.3厘米，宽16.3厘米;2025年摄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
匣盖四周轻轻去低，起碗口线。盖子与匣身撞口上下起宽皮条线，盒身向下逐步向内收敛。匣内有屉子，子母口，将匣内上下分格，内有木梳子三把。
这种标准的长方形硬木盒子传世颇多，一般认为是文具盒，但此匣内放置的梳子阐明其实在用处，明代将收贮理发用器的盒子称为梳具。古代男人需求盥漱栉发，《礼记》：“鸡初鸣，咸盥漱，栉縰，笄总，衣绅”，梳妆盒是他们日常日子中必不可少的用具。《长物志》“梳具”条：“梳具以瘿木为之，或日本所制，其缠丝、竹丝、螺钿、雕漆、紫檀等，俱不可用”，可见其时紫檀制梳具现已盛行。
匣子立墙之间的接合用闷榫，制造精巧，但也一些工艺细节与后世有别。比方顶盖与四周立墙的接合相对直接，而晚期的做法是在顶盖边际出榫舌，再归入立墙的浅槽中，不见接缝，结构精巧。底板与匣身的结合也是直碰，晚期做法是在立墙内缘开槽，底板四周踩边簧入槽。两种做法孰优孰劣？后者工艺上更杂乱精巧，但遇磕碰则易损坏，前者更质朴有力。
长9.6厘米，宽5.3厘米，高3.3厘米;2025年摄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
1992年《文物》杂志载《上海宝山明朱守城配偶合葬墓》开掘简报中判别此砚匣为红木原料，2009年文物出版社《上海明墓》书中沿袭此说，2018年浙江博物馆展览时，更正为黄花梨木。
小匣，匣盖立墙用明榫相接，工艺似不及紫檀梳妆匣用闷榫考究，这也阐明朱守城文房来自不同作坊。假如这批文物是主人生前用具，那么在不同时期购入是合乎逻辑的。
盒底一木整挖，四周打洼。打洼不只为了装修，也仍是为了便利抓取，假如立面平直，薄底座便不易拿起。古人规划一件器物，会考虑实际运用中呈现的种种问题，并妥善解决。
现代交互规划有一项“示能”准则，即物品的特性与决议物品预设用处的主体的才能之间的联系，例如，装在门把手方位的球形门把手暗示为旋转、推开或摆开。砚盒底座的打洼线脚便是一种“示能”，暗示人类能用手抓取这个方位。
长23.1厘米，宽14.7厘米，高3.7厘米;2025年摄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
内置端砚，前宽后窄，形似风字，也称“凤字砚”。砚池内墨锈斑斑，显现砚台应是主人生前运用的文具，并非陪葬冥具。
依砚形斫制木匣，上下皆一木整挖。盖子边际轻轻去低，起碗口线。砚盒内底前部凿出两个小圆浅坑，以承砚足。盒底附四条矮足着地。
1992年的开掘简报与2009年文物出版社《上海明墓》均断此砚匣为红木原料，2014年上海博物馆“申城寻踪——上海考古大展”展出此砚匣，标牌更正为黄花梨木。
高4.2厘米，短径6.8厘米，长径8.2厘米;2025年摄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
整木挖出盒身与盖。盒盖中部拱起，四周与立墙交界处起细棱。盖、身以子母口相合，撞口方位上下周匝起灯草线。平底。
此盒原料争议大。1992年的开掘简报中认定为桂圆木；2009年文物出版社《上海明墓》判别为榉木；2014年上海博物馆“申城寻踪——上海考古大展”中标示为黄花梨木；2018年浙江博物馆“长物为伴——宋明文人之高雅日子”展中又从头识别为榉木。无所适从，也可见木质鉴识之难。
断为桂圆木的原因或许是外表的水波状纹路，但桂圆木的纹路规则些；黄花梨木的或许性也不大，纹路与鬃眼都不似从，别的从盒子出土脱水后的细微变形状况判别，好像非硬木原料。盒子顶盖纹路很美，应该是影木，影木又叫瘿木（即树瘤），可是何种树的影木呢？2018年在浙江博物馆展出时盖底朝外，现场调查感觉是榉木；这次在香港辨认盒子顶部纹路特征，好像楠木影的或许性也不能彻底扫除。
盖底阴刻篆书“昭来堂”三字。朱守城文房用具中独此盒有铭文，可见主人珍惜之切。或作香盒用。
旋制。素器。顶平，边际周匝减地造弧面，构成弦纹打扮润饰的作用。盖子与盒身立墙等高，下部收敛与盖子照应。圈足。
